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基本原则。一般人认为，法官的工作，无非是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，准确适用恰当的法律进行判决而已，没什么难的。不过，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“以事实为根据”是要查清事实，“事实清楚、简单”的案件虽然也不少，但缠夹的是非却很多。比如在民事案件中，原告和被告都提交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，这需要法官不仅具有相应的洞察力，而且还要对各种证据进行分析研判后，才能得出真相。在刑事案件中，一方面，犯罪嫌疑人会尽可能地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另一方面，检控机关也可能因技侦手段或认知方面的不足，造成对犯罪事实认定的偏差，法官要想真正还原真相，需依据证据查明过程，这既需要一遍遍地阅卷，对录像中每个细节的回放，也需要对主犯从犯所起作用的详细甄别，以及在庭审中对控辩双方理由的聆听与辨识，所以，那些在外人看来简单的“经审理查明”几个字，背后凝结的则是法官的案牍劳形，个中甘苦只有法官自己知晓。

“以法律为准绳”是一个很高的标准，按照常人的理解，“以法律为准绳”是套用法律法规可以了，法律规定“杀人者死”，现实中如果有人杀了人，判处他死刑即可。殊不知，法律规定永远不可能囊括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，再细密的法律法规，也只能规定大致的情形，而生活中千差万别的冲突与纠纷，不可能都可丁可卯地与法律法规完美契合，所以要做到“以法律为准绳”实属不易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法官们都在努力落实“以法律为准绳”这个标准。

法律规范不可能穷尽列举所有纠纷和冲突这一“局限”，古今中外的法律都曾遇到过，这需要由法学家进行法律解释，或者由法官进行比附类推，只有这样才可能用有限的法律，去处理实践中五花八门的纠纷。

《十二铜表法》是古罗马最早公布的成文法，在适用的过程中，曾经由祭司们对其进行过解释。不过，由于在解释过程中的形式主义，以法律字面的含义来指导实践，这导致了在当代人看来一些匪夷所思的裁决结果。在马里奥·塔拉曼卡的《罗马法史》中，曾讲到一个经盖尤斯记录下来的古老的解答意见。说某人提起了一项诉讼，声称他的葡萄枝被另一人非法砍伐了。《十二铜表法》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砍树的规定，但这个人在诉讼程序中本应提及的是树木，而非葡萄枝，虽然“葡萄枝也是树”，但在诉讼中却只能笼统地说是“树”被砍了，若说“葡萄枝被砍”，则因法律条文并无这样的“明文规定”，其权利无法得到保障。法官这样“严格”地依此解释来适用法律，虽说做到了“以法律为准绳”，但实质性的纠纷却未得到解决。

中国古代的法律，倒是赋予司法官以比附类推的方式，来解决法律规定的未尽事宜，当然，这种比附类推是很严格的，并非法官的随心臆断。比如唐律中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，允许类推适用，“诸断罪而无正条，其应出罪者，则举重以明轻；其应入罪者，则举轻以明重。”其中的“出罪”，指的是免除或减轻行为人的法律责任，司法官对此要比照重于该行为的重罪规定，推定轻于该规定的行为应减免刑罚。如法律上规定了“贼盗”深夜“无故入人家”，主人登时将其杀死者“勿论”，而在现实中，主人只是将贼盗打伤，轻于将其“杀死”的行为，对主人当然更不应该处理，这是所谓的“举重以明轻”。

“入罪”则指追究或加重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时，要“举重以明轻”，即比照轻于该行为的轻罪规定，推定重于该规定的行为应加重处罚，比如法律中规定了对谋杀期亲尊长的，不论已伤、未伤，都要处以斩刑，如果实践中行为人已经杀死期亲尊长，重于已伤、未伤，类推的结果当然更应该将行为人处死。有了这样的规定，司法官在法律有“疏漏”的情况下，也可以依情势做到“以法律为准绳”。这样的“比”，在后世都有延续。《宋史》的“列传”中，记录了杜镐的事迹，说他自幼好学，“博贯经史”，其“兄为法官，尝有子毁父画像，为旁系所讼，疑其法不能决。镐曰：‘僧道毁天尊、佛像，可比也。’兄甚奇之。”在这个故事中，虽着笔处在于杜镐的博学，也未交代其兄是否以其所“比”之事处理了该案，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“法官”解决法无明文规定时的“比附”裁决之道。

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要比古代健全得多，司法实践也要比古代复杂得多，作为法官，不仅要从复杂的案情中析出真相，还要在诸多抽象概括的法律规定中，检出与案情最相“匹配”的法条，有时还要做法律条文的“释明”，在疑似与法律不相允协的地方进行“某地某某案”的类比。诸如此类的工作，凸显“以法律为准绳”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。